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！你回老家去吧，土改之后，政府会分给你土地的。”莫胡子将信将疑：“有这种好事？可是我走了，谁帮你家种田呢？”陶禄生说：“我家没几丘田了，又有我二叔和哥哥两个壮劳力，不用你操劳了。”莫胡子朝菜园里望了望说：“秉坤叔没发话呢，我听你们哪一个的呢？”陶禄生正色道：“当然首先听人民政府的，我是区长，我公公也得听我的话，你现在就走吧。”莫胡子说：“你让我空着手走吗？”陶禄生只好在身上到处乱摸，摸了半天，也没摸出一分钱来。此时共产党的干部实行供给制，每月几块钱的津贴根本不够花，他的口袋里经常是空空如也。无奈，他只好厚着脸皮找母亲要了两万元人民币（旧币）塞进莫胡子手里：“快走吧，莫让我公公看见”。莫胡子这才背起他的包袱，捧着秋莲给的几个煮鸡蛋，犹犹豫豫地走了。
吃早饭的时候，陶秉坤狐疑地四顾：“莫胡子呢？”家里人都埋头吃饭，没人回答他，他的眼光便在陶禄生脸上扫了几个来回。陶禄生便敏感到事情要暴露了，于是潦潦草草地扒完一碗饭，趁着祖父回房去的机会，匆匆向母亲告了别，走向禾场中的大白马。
陶禄生的左脚刚刚套进马蹬里，陶秉坤跳出堂屋门槛，手里举着那个红漆木匣，颤声叫道：“哪个偷了我的田契？！”陶禄生心里慌乱，不敢回头，歇力爬上马背。
陶秉坤顺手操起一支竹蔸烟竿，挥舞着向陶禄生扑过来，愤懑地吼叫：“你这养不家的孽畜、败家子！老子揍死你！”
陶禄生赶紧双腿用力一夹马肚，猛抽一鞭，纵马跃出院子，沿着山路狂奔而去。
陶秉坤冲到院门边，扯开喉咙大骂：“杂种！孽畜！有狠你莫回来，你再也不要回来！你还我的田、还我的田呀你！”骂着骂着，声音就哑了，接着变成含混不清的呜咽，他的身子慢慢地溜下去，瘫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。
陶秉坤对孙子的怨恨没持续多久，因为孙子的预言不久就成了现实。
冬至过后，一支土改工作队来到石蛙溪。一女四男，都穿着时髦的干部服，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。他们住进了陶秉贵家。除了栖身的房子，陶秉贵已将所有家产败光，从一个破落地主变成了真正的贫寒人家，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家人个个黄皮寡瘦，只是牌瘾都很大，即使饿得动不得，一听说打牌，就会挣扎着爬起来，兴奋得两眼放光。陶秉贵出于无奈戒了鸦片烟，好逸恶劳的习性却改不了，唯一的劳动是出门乞讨，他的生活也是靠东家一把米西家一蔸莱来维持。陶秉坤少不得要给这位过去总与他过不去的堂弟一些接济。陶秉贵只要一想到赊借，陶秉坤总是首选目标，借也是野猫子借鸡婆，有借无还的。工作队来后，陶秉贵家飘出了久违的炊烟与饭香，也再也不见陶秉贵出门讨吃的了。没几天，陶秉贵与儿子陶玉财都成了土改积极分子，天天领着工作队员在各个屋场间走来走去，嘴里吐着一些新鲜词儿，脸色也日益鲜润起来。
这日陶秉坤正要上山烧火土灰，被陶秉贵带着工作队堵在门口。陶秉贵显得格外亲热，抓住他的手说：“秉坤，工作队特意来看你这位区长的公公呢！顺便也实地查看一下你家的情况，好按政府的指示，划清阶级队伍。”回头又问那位胖乎乎笑眯眯的工作队长，“姚队长，你说是么？”
姚队长就点头道：“是呀是呀，你说得不错。”
陶秉坤把人们迎进屋去，吩咐秋莲每人煎两个荷包蛋。套了一阵，姚队长就说：“老伯，陶区长年轻有为，工作能力强，在县里是高山上吹喇叭，名（鸣）声远扬呢！他最近身体还好吧？”
陶秉坤有些不耐烦，心想这些事你们找陶禄生问去，找我干什么？没头没脑地应答几句后，半文半白地对姚队长说：“今朝政府同志光临寒舍，不晓得有何指教？”
姚队长笑道：“我们来，是遵照上级有关部署，对农户的财产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摸底，登记造册，以便划定阶级成份，做好下一步的土改工作。”
陶秉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陶秉贵插嘴道：“秉坤，你的底细我清楚得很，可不许打埋伏啰！”
陶秉坤立即顶他一句：“你的底细我也清楚，你莫看不见自己屁股上巴的好多屎！”
姚队长马上打圆场：“陶区长的公公嘛，肯定是有革命觉悟的，我们相信你、相信你。”
这时秋莲将荷包蛋端上来，陶秉贵便咂着嘴吃蛋，顾不上说话了。吃过蛋后，陶秉坤领着一行人屋前屋后看一遍，又到牛角冲转了一圈。回到屋里，姚队长就一边询问一边往表格里填一些阿拉伯数字。问到那几丘水田的来历时，陶秉坤不无自豪地说，都是他肩挑背扛开出来的。
姚队长有些吃惊：“你能造出这么多田么？”
“这也是逼出来的，原先我家也有几丘好田，可是被我伯伯，也就是他爹——”陶秉坤指指陶秉贵，“巧取豪夺霸占了。我只好自己开田，从二十岁就开始，开了一辈子。”
他将一双布满老茧和青筋的粗糙大手伸在姚队长面前，姚队长连连咋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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